黄洋案究竟该让我们思考些什么?


昨天受了一位同学的鼓励,希望这个栏目偶尔还能再写写。想来也是。什么都不写,看起来是轻松的。但有些人天生需要一些平台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无论这个平台大小,重要的是表达的态度。感谢150位用户在我停止更新的三个月里不离不弃。鞠躬!

今天(21日)一早,看到朋友圈里有两篇关于“黄洋案”的文章,一是东方卫视记者袁文逸的札记《我的不专业》,一是东方早报记者的《一位摄影记者的自辩》。很多业内的朋友都在转。

“黄洋案”发时,我不在前方采访,但在后方编辑也算经历了事件的整个过程。“投毒”是一件十分罕见,作案者必然具备专业技能和较高学历,犯罪过程十分隐蔽,对受害者所造成的伤害往往很大——这样的事件,是极能吸引媒体和公众关注的。

被害人黄洋已死,这是一个让我们无可奈何的悲剧。同时,按照我们对于中国社会的了解,对于这样一个关注度如此之高的致人死亡的案件,审判结果或许只可能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看到被告人林森浩接受采访时的画面,我脑中所闪过的总是另一个场景:不到30岁的他,披着军大衣,被注射了某种有毒化合物,倒在地上,已经成为一具尸体——我无意道德审判,但这个结果几乎是不可能更改的。

袁文逸的手记讲述的是林森浩的父亲,说她自己如何艰难地找到这个家庭,如何让林父认可她,甚至开庭那日如何在一众同行的关注下,将老人拉上自己的车,送他回住地。

她特别说:“如果我后来在车上采访了他,(其他同行)就会说我虚伪,实际为了抢独家,如果没有采访,这些张嘴又会说我一点都不专业、感情用事。”

而在《一位摄影记者的自辩》中,我印象最深的句子则是:“从新闻系毕业,也算带着所谓的新闻理想。何尝不期待着为了公共利益把中国的‘尼克松’逼到墙角,而不是这样一位父亲。……可是下一次,我大概还是会拿着相机上前,和这次一样,带着工作和无奈。”

作为记者,恐怕都经历过伤痛,都直面过死亡。回想自己的从业经历,这样的例子也有不少,和袁文逸类似的感慨仿佛就在眼前:究竟是应该去报道,还是避免打扰到当事人?我个人大概至今还在纠结,没有找到一个答案。

偶尔翻到柴静《看见》里,还有一段讲述:她为一个自杀男孩擦眼泪的画面被剪辑进了新闻片,有人说柴静是“表演性采访”,她本人似乎10年了也没特别搞清楚这样的操作到底对不对——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众说纷纭的事情。

所以,在我看来,袁文逸的这篇手记,固然是真情实感,但还是难以避免那么一丝不易察觉的矫情。而更耐人寻味的是,为什么一个、一群如此专业而“不专业”的摄影记者,只能一次次地拿着相机,把一位父亲逼到墙角……

写到这里,我还是想说说自己亲历过的感受。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去过法庭,听过庭审。做过大约一年政法记者,庭审曾经是我至少每周都要做的事情。我无法解释,也无法抗拒,为什么每一次在刑事案件的庭审现场,我都会格外同情被告席上的犯罪嫌疑人——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被认定为罪犯。

我记得,上海“酒驾入刑”第一人完全就是一个莫名其妙撞在严打枪口上的人,却要为此付出拘役六个月的代价。他是有错,但这个结果对他公平吗?

我记得,一对小情侣,因为盗用了价值几万元的电子游戏点券,被判入狱几年(没有缓刑)——这点钱,说穿了真的不难赚到啊。我记得休庭的时候,小情侣在警察的押送下上厕所,擦肩而过却无交流,那是怎样的滋味。

我记得,“11·15案”庭审,几个曾经的高官,因为收了一点蝇头小利,沦为阶下囚。确实可以说他们活该,但比他们更该如此的人,恐怕还有很多很多吧。

也许,被告人们在法庭上,无论往日多少骄横多少勇猛,都只是一只软弱的绵阳,看起来最让人同情。但是,人原来不就是多面的吗,哪一面才是最真实的呢?谁也没有资格评判。

再看“黄洋案”。从庭审过程和对林森浩的采访来看,本身仍有疑团。关于两人究竟有何矛盾,之前有过若干传言,始终未被证实,现在似乎也没有必要再提起。林森浩坚称是愚人节玩笑,至少我们没有办法去否定他。“案件聚焦”制作的节目,说林森浩百般掩饰等等,便认为他完全是蓄谋杀死同屋室友——这样的说法也并不是完全站得住脚的。

确实,对于一个新闻事件、对于一个悲剧,我们总会习惯性地尽量去深挖它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可是,也许有些悲剧(未必是说此案)可能就是和撞坏一块玻璃、敲碎一把调羹一样的意外。

黄洋已逝,林森浩在劫难逃。但如果,悲剧可以及时刹车?那么,至少电视台的记者可以不必那么费力地去探讨专业不专业,报社的摄影记者也不至于还要操起自己并不熟悉的笔,写什么自辩——更重要的是,他们一定会有把“尼克松”逼进墙角的可能。

我承认,我也曾被舆论的所谓正义冲昏过头脑,觉得药家鑫之流该杀,“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可如果,我也坐在法庭上,旁听对任何一名死刑犯的庭审、宣判,我想我一定会同情他——即便他真的罪大恶极——因为,一个诸如“药家鑫”这样的罪犯的名字,和眼前一个活生生的人,是有本质区别的。

有个故事很多人重复了很多遍。一家德国人被中国小偷杀了,德国人的母亲却请求法官不要判处被告人死刑。当然,我们的国情是国人还没学会感恩,何况学会原谅和宽恕。可是,生命权是上天赋予的,谁又真的有权力去剥夺别人的生命呢?

我不知道这些年的“普法”工作到底有多少成绩。如果有更多人走进过法庭,我相信,会有更多人赞同我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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