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歌的“妖魔化”和边缘化

随着不久前的一场公审和宣判,曾经喧嚣一时的“西红市”之谓可算正式成为历史。“唱红歌”也几乎以复制闹剧的闹剧的形式收场。对于“红歌”,我本不看好,也无意再落井下石。分析对于红歌的评论,只是想探讨一下评论的角度问题。


范文:唱响红歌的意义(节选)

来源:人民日报

 

红歌,“主旋律歌曲”的俗称,主要是指“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各历史时期的革命经典歌曲,广义上指所有进步的、健康的、励志的歌曲,也包含世界各国的经典革命歌曲。

红歌,无疑是声乐中的经典,是时代的号角、人民的心声。

往昔的峥嵘朴素的表达,激情的年华深情的吟咏,革命年代的礼赞、红色岁月的缅怀、改革开放的颂唱,所有的红色情怀在一首首红歌中抒发、再现、还原。红歌,记录了革命的历史,饱含了革命的理想,体现了革命的信念,抒发了革命的豪情,其内容积极向上,其情感真挚浓烈,其旋律优美高亢,是一种精神力量的源泉,是一种心灵感动的磁场,令人鼓舞,催人奋进。新时期,我们被红色感召着,红歌一如风里飘扬的那面旗子,招呼着我们做红色心灵的生活者。

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红歌,从一个侧面记录了中国歌曲创作不断演变、不断丰富、不断提高的历程,也生动展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建设豪情与爱党、爱国、爱民真情,往往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鲜明的民族特色、优美流畅的旋律、明朗向上的精神。歌声中的回忆是最真切、最动人的,它记录了我们太多太多,给我们以享受、以力量、以勇气、以情操。

红歌铿锵有力,催人振奋。演唱红歌、欣赏红歌的过程,其实是在轻松愉快的过程中默默接受红色精神的洗礼,激发我们内心深处对健康向上、积极进取的文化追求。

祖国伟大的历程如画,祖国光辉的岁月如歌。一代代中华儿女听着红歌成长,独具魅力的红歌让我们忆及激情的青春岁月,让我们想起硝烟弥漫的战争岁月、祖国建设和改革的火红年代。在红色旋律中,让我们一同细品那段红色的岁月和一个个红色的传奇。

 

这种样子铿锵有力却又苍白无力的评论,大家一定是最熟悉不过的了。

但对于敏感题材展开评论,难道除了坚持“Political Correctness”就没话可说了吗?其实,学问在于怎样找到合适的角度。

我们以前有一位评论编辑有一句话说得很到位,对于一些话题的评论,其实是寻找一个聪明的“避重就轻”的角度展开论述——虽然是无奈之举,其中也有艺术。

在红歌最火热的时候,我的前同事和前辈耳东每写过这样一则评论,名字叫《还原红歌真意义》,展开的角度就很值得玩味:不正面评论红歌好不好,只说你把红歌过度拔高了、异化了好不好;不说红歌本身是否妖魔鬼怪,只说媒体荒唐的报道和段子的传播把它“妖魔化”了。

节选两段:

 

有媒体登载,有老人为了不落下“红歌团”演出,忍痛在母亲去世后的两三天出发前往北京;有媒体登载,一位癌症病人依赖着唱红歌来抗衡化疗的痛苦;还有媒体登载,红歌当作情歌唱,210天唱醒植物人……相应地,网上出现了一些不知真伪的消息:有结婚8年没有生子的夫妇,因为参加红歌会而怀孕。

传统媒体承载的东西,应该是真实的,然而仔细分析来看,有些实则异化了红歌这个载体。我们不能否认红歌对于癌症病人这个当事人的止痛作用,心理暗示、精神作用、催眠已经被认为是一种科学;我们也不能否认唱歌能够唤醒植物人,然而其中起到更大作用的应该是亲情……一些宣传媒体盲目拔高宣传红歌的作用,看似有助于推动红歌的影响力,实则把“个体案例”偷换概念成“经典案例”,却难以服众,反而污了红歌的名声、拖了后腿。

 

记得当时看了这篇论文,我也是挺激动的,颇为作者的才华所折服。于是也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了一则《轮红歌》,作为唱和。这里面的角度又有所转变,重点在文化层面上进行分析。

 

红歌被传唱,应该是时代背景和个人经历重叠的共同作用。比如又一代人最爱唱苏联歌曲,《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等。之后,中苏交恶,苏联歌曲不怎么唱了,又有另一批红歌应运而生。这些都是红色歌曲的时代烙印。

而与之纠结的就是,那个时候,如今的中老年人正是大好年华。他们唱响这些歌曲,未必是赞颂那个时代,其实是怀念自己美好的青春。

就好像崇明东平国家森林公园里的知青墙,看到“青春无悔”那四个字,很多老知青都会流泪。如果可以选择,他们绝不会以这样的方式度过自己人生的黄金时代。他们流泪,只是一些私人化的原因,绝不是因为支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决策”。

除此之外,那些能够流传下来的红歌,一定也有本身艺术上的原因。

文革时期的艺术成果是极度匮乏的,中国所有最好的艺术家都“歇菜”了,那些没有“歇菜”的优秀艺术家就只能投身到样板戏之类的工作中去。

当时在北京京剧团担任编剧的汪曾祺就说过,样板戏里只有《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几个能留下来,因为它有生活,也有艺术性。事实证“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八千个风暴吹不倒,九千个雷霆也难轰”这样的好唱腔,流传下来,并不是因为它的革命性,而是因为它的艺术性。

记得我有一次看老电影《董存瑞》,感动得要流泪,虽然董存瑞的事迹入籍你也有争议,但感人的毕竟是电影本身对于艺术规律的遵循。所以有人说过,最残暴的事情,就是让艺术为暴政服务。

今天唱红歌仍受一些人欢迎,原因或多在红歌之外,也绝无可能再造一批优秀的“红歌”。因此若还想重掀时代狂澜,大唱红歌,恐怕有失荒谬。历史早就证明,一朝有一朝的文字,而属于红歌的那个年底,已经过去,也不会再回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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