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得太多”和“知道的太少”

范文:北大中文系拒绝“文学院”光环(节选)

来源:光明日报

 

近几年,全国高校形成一股由“系”提升为“院”的风气,而北大中文系的传承者们却拒绝了“文学院”的光环。这种不随波逐流、不图虚名的思想境界,不仅表现了他们在学术上的充分自信,而且也是对“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这块折射出深厚文化蕴涵的招牌和先贤们艰辛创业的怀念。

 

这篇文章之前罗列了北大中文系的历史沿革,先后有过怎样的名师,然后得出的结论是在由系升级为学院的风气中,北大中文系不慕虚名,始终坚守着“系”的招牌不动摇,这是因为历史积淀使然。

北大中文系确实是许多人敬仰的“圣地”,但如果说坚守仅仅是因为文化蕴涵的传承恐怕就失之简单。如果“文化基因”如此强大,又怎样解释北大中文系出了孔庆东这样的“教授”呢?

据笔者所知,仅从行政级别来说,在一些学校学院和系的关系是“正处管正处”,基本属于平级关系。仅此一条,便让人觉得似乎升系为院“无利可图”。至于在项目、经费等更实际的问题中,升格究竟能得到什么,我们都不清楚,那怎能说北大中文系的坚守,只是精神使然。

原本想褒扬,却因为立论依据不足,成了令人读后不适的阿谀。故而只能送作者一句话:“你想得太多了。”

但“想得太多”也确实是评论中经常遭遇的尴尬,因为作者“知道的太少”。

前几天是辛亥革命102周年,“差桑”想起了两年前看到的一则文章,题目是——章开沅拒绝"第一人"拷问了谁?

 

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近日发表题为《实话实说——我不是辛亥革命研究第一人》的公开信,申明“我并非辛亥革命研究第一人”。

由衷敬佩这位历史学家,在不幸“被第一”之后没有窃喜,更没有默认,而是公开表态,实话实说。这才是一个历史学家的唯物史观之表征,也才是一个正直之人的良知。

不过,再审视和反省一下,是谁让章开沅先生遭遇如此“不幸”,被强行冠之以“第一人”的呢?溢美、夸张,以大言欺世,世风日趋浮躁的现象是如何出现的呢?

这些年来,“被第一”的岂止“第一人”,稍稍留心一下,动辄“史上最牛”、“最美”、“最××”的褒扬,或者“史上最烂”、“最丑”、“最××”的抨击,俯拾皆是、层出不穷。

此风不可长!

 

作者能从“拒绝‘第一人’”,想到“史上最×”泛滥,也算不错的“联系思维”。但不知作者是否读过章开沅的作品?

我倒是因为工作需要,读过他主编的三卷本《辛亥革命史》。客观来说,章开沅先生对于辛亥革命的研究,几乎完全停留在马列史观的框框里,局限较大,颇难自圆其说,也缺少理论突破的勇气。在当今多元化的环境之下,相比国内外一线学者,章开沅的研究成果不说过时,至少已经连主流都谈不上,称其为“第一人”恐怕只是曾身居校长之职,行政级别最高吧。

个人觉得,章开沅否认其“第一人”至多只是自知之明,绝不是实至名归之后的谦辞,由此阐发开来,批评泛滥的“史上最×”,实在有些刻意拔高。

可能,知道的少,就只好想得多一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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