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一种良性出路的可能性

昨天与某老师聊天,有若干思维的火花,记录下来。

缘起是朋友说看到自己的朋友圈里有公务员现场聆听了李世默同志的报告,激动不已。

我无法了解李世默的内心,但感觉此人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猜想他也许是苦心经营了一份对自己的定位,通过时尚、西方式的包装,巧妙地把陈腐、错漏的旧观念包装得很现代,因为他的这套体系符合“主流”的需求,于是得到了官方的认可甚至一定程度的推崇。他自己也获得了某种“代言人”的身份。

但如果他的政治学基础是扎实的,那他应该知道,自己的理论体系中有许多是生硬、牵强的,甚至是违背基本的政治学理论的。(这件事情其实不难做到,我以前帮别人写某些材料,因为实际效果的需要,自知也采用过一些偷换概念之类的方法,以图达到更吸引眼球的效果。)但是,可能人家觉得这不重要,自己当下的名利兼收才重要。

当然,他不需要为自己缺少拥趸而感到担忧。公务员队伍中似乎不乏这样的人,他们有意无意中对于李世默之流的认可,其实也源自内心的某种需求——对于自己的工作甚至“信仰”合理性的要求。除了获得工作的报酬以维持生计之外,他们中的不少人还是有这种精神需求的。

这又延伸到了另一个话题,无论是否涨薪,公务员群体对自身待遇的诉求已经趋于强烈。在此之前,人们理所当然认为公务员几乎是最好的工作。

所以,因为与社会职业的工资报酬的相对降低、灰色收入日益被限制,加之精神上始终存在的某种自我怀疑,公务员群体的相对边缘化将无可避免成为一种趋势。由此,未来的一个大势应该是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群体将公务员作为职业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社会精英将逐渐集中在体制外。

这可能引发社会的某种危机,但另一方面又是一种社会良性出路的开始。当精英群体主要汇聚于体制之外时,“社会强于国家”的局面才有了它产生的可能性。目前来看,这种趋势似乎是不可阻挡的。

过去我们总是强调东西方的差异,政治差异、经济差异的根本似乎更是在文化差异。比如我们的传统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或者做官才是“人上人”。但越来越多的例子似乎已经证明,没有必要过度强调包括文化差异在内的东西方差异,这种差异的本质可能是发展阶段的差异。

比如我们以前觉得国外的一些奇怪现象——蔬菜比肉贵,高级技工的收入高于普通白领,公务员只是一个很普通的职业……这些“怪现象”已经逐渐在中国变成了现实。

所以,我们有理由期待一个“社会强于国家”的新的中国,在不久之后的将来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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