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默、小平一谈政治,92岁的联大校友就发笑



最近有一个叫什么小平的人红了。虽然有权威媒体为之站台,却无奈也要承认此人如何有瑕疵。

对于这么一个人,网络上充斥着调侃和不屑。但我也要说一句,所有鄙视他的人也都有自己不道德的地方,因为这种想法背后确有赤裸裸的妒忌——这样也能红?我肯定比他写得好。至于其言论背后的荒谬又是另一个问题了。

我也不否认,有那么一个瞬间,我自己都想过——就这样写也能进人民大会堂?那我也行啊。好在这个念头存在的时间不超过5秒钟。随后我立即被自己短暂的无耻给震惊了。

10月初,看到朋友圈传播的一个名叫李世默的人演讲视频,主题叫《China and the End of Meta-Narratives》(讽刺的是一个华人的演讲被冠以“看看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吧”的标题在移动互联网流传)。

也许你记不起视频的内容,但这里不妨复述几句其中的话语:


中国的确是个一党制的国家,由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不实行西方意义上的选举。按照当代主流的政治理论,人们据此可以生成三个判断,即这个体制在体制上一定是僵化的、政治上是封闭的、道德上不具合法性的。

但这些论断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事实恰恰相反,中国的一党制具有与时俱进的能力、选贤任能的体制、深植于民心的政权合法性,这些是确保其成功的核心要素。

大多数政治学家断言,一党制天生缺乏自我纠错能力,因此很难持久。但历史实践却证明这一断言过于自信。中共已经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连续执政64年,其政策调整的幅度超过近代任何国家。


好吧,仅仅摘录一段这就够了,想继续往下看视频和文字材料并不难找。一位朋友说,遗憾身边很多人为这段视频点赞,我说更遗憾的是,我的家人也为此点了赞。

可是,为之点赞的人难道没有发觉,“高大上”的演讲内容似乎既没有在中国实际生活的经验,又严重地违背了政治学的理论。

关于这位演讲者李世默学历背景的介绍是这样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士、斯坦福大学工商管理学硕士、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及公共事务学院博士。我可不可以为他的母校们感到一些悲哀呢?

说到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最近写了一篇《民国是大师众多的学术黄金时代吗?》。我觉得葛剑雄的文章是有一定道理和价值的。关于民国,我们确实在想象和以讹传讹中制造了许多“段子”和神话,真实的正本清源永远不会是错的。

但我也许要说,未必是民国多么高明,而是当下想李世默或者什么小平之流的人太多(无论真的是水平低还是别有目的),才凸显了民国时代的教学、研究水平之高。

我保证这个结论的产生不是猜测。我最近采访了一位92岁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政治学系毕业生,他1941年至1946年在该系就读,师从政治学名家张奚若、钱端升等大师,甚至连他们联大学生当时在昆明办的中学都可以请梁思成设计校舍改建。年过九旬的老人不仅健谈,对于许多政治问题的洞见更让人惊叹。经过两次总计超过6个小时的采访,我突然觉得,再听身边人那些对于政治的高谈阔论,老人家大概总会忍不住发笑的吧。

此处隐去老人家的名字,只为大家分享一下,他究竟对我说了些什么。



关于联大政治系主任张奚若,他回忆说:“张奚若上课,讲《西洋政治思想史》等,先开一个‘书单子’,让大家自己看。他不照书讲,自己手里拿一个提纲,我们就在下面记笔记。做毕业论文的时候,张奚若也不会替学生定题,让我们自己选题目。”

“张奚若第一次上课就和我们说:要做官的不要来这里,这里是‘政治学系’。但在抗战的形势下,他的学生们为了报效祖国也难免参与这样那样的阵营。张奚若关心地对我们说过:‘你们搞的‘无党无派’,其实也是一种政治立场。’虽然无党无派,当然还是有倾向的。但我们没有去做党派的工具,毕竟保留了一种自我掌握的态度,这是我们斗争的态度,而不是一种伎俩。作为学生的时候是这样,直到今天,我也没有大的改变。”

按照当时联大的传统,每到“毕业季”,系主任都要参加学生的毕业典礼,还要讲话。“1945年的毕业典礼张奚若参加了,但到了1946年,因为不满于国社党、青年党控制了联大校内的集会,张奚若没有参加这一年的毕业典礼,以此表达自己的态度,但还是请政治系的教授钱端升、社会学系教授潘光旦等代为出席、讲话。”

钱端升当时教授《英美议会政治》,他说:“钱端升是国民党党员,他和张奚若就不一样,但是作为政治学教授,很多‘把戏’他心里非常清楚。虽然我们在学习上院、下院、参议院、众议院这些,但真正的政治,往往是BOSS(大亨)们在议会外的走廊上达成的协议——我们要知道‘真相’,也要知道‘鬼话’。”



“我们说了那么多年‘改革开放’,但它一直只是在进行中,没有终止,没有达到我们想象的那个程度。事实上,‘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前面都要加上一句‘中国式’、‘有中国特色’,什么叫‘有中国特色’?就是长期的专政。”

“‘改革开放’何时能把专政‘改’掉?不改不行,怕腐烂,但感觉自己暂时不腐烂了,便不可能放弃专政。”于是,话题自然地转到了当下的热点话题“反腐”:“所谓反腐往往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大力反腐,往往说明一个政权到了性命交关的时候,为了维持自身的统治地位不得不为之。反腐败是得到人民的支持的,但如果到了一定程度稳定了、保命了,又不想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但人类又总是拿自己开玩笑,很难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到了性命交关的时候‘反腐’,可能已经太晚,无力回天——但这也许又是另一种规律,无法逃脱的‘生命周期’和循环往复。”

“懂得其中的规律,可以稍微深刻一些,但并不代表可以解决问题。或许可以把这个‘生命周期’拉长一些,但这可能造成的祸害更大!所以,现代的奴隶制,要比从前的奴隶制毒辣得多!所以,一定要通过先进的通信工具,去揭露这种东西。”

让老人觉得遗憾的是,那么多的年轻人还是对“体制”趋之若鹜:“也许他们也只顾得上今天能吃上饭,明天再怎么样就不管了,就这样一头扎进去,可能一辈子就被吞噬了。在这种自发性地吞噬人之后,人要有更多时间自我辨识,这是根本。”

“政治制度,有时候也是给老百姓看的,政治的真相有些老百姓知道,有些并不知道。竞选是明的,两个人可能公开互相‘戳壁脚’,但如果不‘戳壁脚’,也许就合伙‘蒙’老百姓。什么是民主?票数代表民主吗?事事都通过投票就能达到民主吗?真正的民主是招牌,是骗局。那么多的民众,怎么样才可能真正自己做主?根本不可能,所以只能使用代议制,但是代理制的结果是什么,今天代表民意,明天又代表谁呢?要腐化太容易了!”

“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私有制它们宣扬的轮流执政也是一种欺骗。但是这样的制度已经改进到了一定的程度,很多人在看破它是一个骗局之前,就已经死掉了。这说明在没有找到彻底、长期的、斗争的方法取代私有制以前,民智是没法开的,所以它们也是安全的。”


闲聊之中,他还谈到了当下的另一个热点话题“中国梦”:“梦可以说是科学的,也可以说是不科学的,可以是宽松的,也可以是严格的,可以是骗人、骗自己的,也可能是策略性的、理想性的、启发性的。在遇到最大困难的时候,提出‘中国梦’,也有不得已之处。”

张奚若、钱端升等政治学名家的耳提面命,在老人的身上留下了清晰的印记。关于政治甚至整个社会生活,他时常会提出一些卓尔不群的洞见,也许未必每一条都完整、正确,但其“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也许是四九年之后的教育所不曾供给的。

1939年,汪精卫投靠日本,由此被国人视为“汉奸”,而他却记得,那一年的二三月间,重庆《中央日报》刊发了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的一首词。“词的内容我记不清楚了,但吴稚晖是以一种非常惋惜、告别的心情表达一个意思——蒋政权和汪政权分裂了。我一直认为,这其实是国民党的一个策略,不存在谁叛离谁的问题。如果战争的结果是日本人赢了,那么中国的天下还是国民党的,如果英美赢了,天下依然是国民党的。至于后来大吵大闹是之后的事情了,戴笠等人搞些暗杀,这都是小打小闹。”

 “政治学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要让能够看到,所谓的‘正能量’和‘负能量’不但可能是人为的,政治宣传的目的就是骗炮灰,当然日本侵略也是骗炮灰。现在情况要好得多,因为大家都可以获取丰富的信息,要欺骗就难得多,但也可能发展出新的形式。在大量的信息面前,青年人要有辨别的能力,不能自己预设一个立场,喜欢听什么就偏听偏信。所以青年人要掌握比较的能力,会比较材料,得出自己的判断。这样的话,成为炮灰的可能性就小得多,感觉到迷茫、被别人用来赚钱、剥削的可能性就要小得多。”

听了那么多精彩的洞见,着实让人深深折服。我说:“您的这些见解,一定是联大求学、政治系众多名师培养的结果!”

对于这一点,老人毫不谦虚:“是是,就是这个道理!这就是政治学!”


也许是因为恩师张奚若的教育,他一辈子看重“无党无派”的身份,因为无党无派才不会成为任何组织的工具,更不会因为组织的意志而泯灭个人意识,所以他一直把“保持这个身份”挂在嘴边。当初龚祥瑞让他加入国民党,吴德鋐拒绝了,也曾有很多人把他当做“赤匪”,可直到现在他也不是共产党员。

“任何一个党员在某种意义上都是组织的工具。我自己思想上的认识,并不愿意做某个组织的工具,所以我至今保持着这个身份。”他说:“有人说刘少奇冤枉,我觉得不一定。所以思想上必须认识这一点,人是需要组织起来,只是机缘如此,组织需要的时候,他就要做这个‘工作’,但组织并不是欺蒙刘少奇,作为组织成员甚至应该在组织需要的时候,主动这么做。包括战争中的牺牲,不仅仅是信仰问题,作为组织的工具,也是必须这么去做。”

他还认为:“毛泽东搞的人口政策,人口这么多,其实是为了打核战争做准备的。幸而原子弹搞出来了,否则我们国家后来的情况还要困难。”

此外,之后搞经济工作的经历,又给了他一个用经济角度看待世界的视角:“现在完全可以用自动化的东西来代替手工,完全没有劳耗。这样不仅成本低,同时能量极大,回过头来用于‘杀人’,大量使用自动化的东西来‘吃人’。小青年所有的钱、经历都耗进去,就这样了此一生,还浑然不知丝毫没有懊悔。”

那一刻,我脑中闪过了刚刚上市的iPhone 6,那些竟然有人愿意卖肾换取的新款手机,或许还有高企的房价。老人说:“这是现在人类最大的危险。这就像是法西斯德国的那套人种的系统,利用无限的种族主义,完全可以不用生殖的方法,让优良种自行复制,希特勒时期的形势是这样,某种意义上说,现在的形势也是如此,这是反人类,反社会、反种族的。这里面也有一套理论,极其危险,不能空谈,必须抓紧时间,情况十分紧急。”



我特别想说的是,在我们这一代人眼里,如果有一份对于民主的向往,甚至勇于表达个人对于民主的追求,可能已经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情了,但在年过九旬的老人看来:“民主就是一个骗局。”

显然,他不是“五毛”,只是碰巧“五毛”们说了一句和他一样的话语。看起来观点一样,其实背后却差了太多太多。

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在当前的环境下,一个人敢于提出民主的诉求已经殊为不易。可是,一个民国时代的政治学系大学生,他的见识早已超越这一点。

可惜,这是个跳梁小丑上蹿下跳的时代。真正了不起的人物,却于风烛残年,蜗居斗室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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